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三万两千余字的报告，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指明了方向和步骤。

习近平表示，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目前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此后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从2020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之中对未来中国共产党的相关工作作了部署，也对金融行业和金融工作者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金融业应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

习近平表示，目前到2020年，要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从2020年到2035年，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从2035年到2049年，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可以看出，这三个阶段的目标和任务并不相同。因此要求金融行业在这三个阶段中提供的金融产品、金融服务的侧重点也应有所不同。要求以市场需求为前提，适应经济发展阶段，并且随着经济发展、市场需求的提升、市场交易程度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在创新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完成自身的使命。

金融业应以新发展理念促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习近平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首先，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为金融行业提出新的挑战和机会。“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以往稳定而高回报的大客户已凤毛麟角。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而旧动能的退出、新动能的培育需要传统金融机构转变思维和经营模式，在寻求新市场中实现自身转型。

金融业也与新兴科技进行了深度融合，已成为促进金融业全面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量。对于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认为，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经济社会转轨的阶段，如果打开管理、技术方面的空间和潜力，能使我国这种发展中经济体在追赶的过程中出现守正出奇的效果，能够让中国和社会其他经济体的良性互动中寻求到命运共同体式的完美共赢，进而在多赢的和平式发展中充分发挥出后发优势。

“新的行业、新的业态与传统生产加工为主的业态有很大不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需要考虑如何服务新行业和新业态。”浙商银行行长刘晓春今年在《清华金融评论》发表署名文章表示：“银行转型是一个经营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创新必须深入实际经济活动，去了解企业运营、经营模式变化，找到适合它的金融服务方式。”

其次，中国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引领发展，也需要金融体系市场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创新尤其是颠覆性技术创新周期很长，且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因此目前中国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并不适合支持双创，虽然目前很多家银行尝试推出投贷联动、信用贷款等服务“双创”的产品，针对双创的普惠金融也时有出台。但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增加直接融资比重，股权投资和股票市场的发展对创新环境非常重要。因此习近平在报告中指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要实现金融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打通多层次资本市场“任督二脉”就显得颇为紧迫。即规范符合投资者特征和需求的大资管行业，并据此构建功能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成为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唯一道路。

国信证券监事会主席何诚颖曾在《清华金融评论》撰文表示，多层次资本市场包括新三板、区域性场外市场在内的场外市场和创业板、中小板和主板在内的场内市场。其中新三板发展战略应是“承上启下”，因此新三板应当具有顺畅的转板机制。

再次，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金融业在针对“三农”等领域提供更多普惠金融服务。习近平指出，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但现实中金融服务三农还存在着很多瓶颈，金融覆盖率低，产品单一等。

比如从“两权”抵押贷款来看，目前市场供需的特殊性不利于抵押物流转，当前租金支付管理也使得银行流转处置“农地”抵押物面临较高时效性要求，而流转市场建设也还未非常完善。对此，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货币信贷管理处副处长李伟、经济师牛玉莲联合在《清华金融评论》撰写文章，介绍了山东省建立风险分担等探索经验，并建议尽快完善试点基础条件、提高“两权”抵押物流转处置效能，培育“两权”抵押流转处置良好生态环境等。

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汪小亚与中国邮储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丁玉也曾在《清华金融评论》联合撰写文章，研究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业务的试点情况，认为目前依然受制于额度、地域和政府扶持模式，但其可盘活“无效抵押物”，实现资金差异化定价等，在规范运作之下，是国家普惠政策落地的切入点之一。

另外，现代化经济体系应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而市场经济有效性的保证体现在完善的产权制度与要素市场化配置为主。对于金融企业而言，需要促进产权激励的有效性、要素自由流动、竞争公平有序和企业优胜劣汰。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表示，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同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还将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赵昌文指出，国资、国企改革要与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同时地方国资、国企改革要与债务治理、金融改革结合起来。可以借助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机遇，把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和地方债务风险化解有机结合起来，把传统产业国企的改革与地方金融国资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对于国企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国有企业应通过‘两类公司’改革，构建政府与企业的‘一臂之距’，使其成为法治化市场环境配置资源的合格市场主体。”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和研究员俞立峰、张慧佳在《清华金融评论》上发表署名文章称，国企改革未来还应推进“两类公司”的体制改革、架构改革、机制改革和模式改革。比如，在产融结合模式方面选择与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基金等金融机构合作，把部分资本由产业转到金融机构，以股权关系为纽带，通过参股、控股和人事参与等方式推进融合。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两次提到“负面清单”制度。一是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部分，提出要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二是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部分，提出要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高西庆曾指出，政府通过制定负面清单告知社会公众什么事情绝对不可以做。负面清单的意义在于“法无禁止即可为”。在市场机制中，一旦确定风险事件的发生与某一种交易活动或金融产品有关，即须通过立法程序来修改现行法规，将该“肇事”活动或产品列入负面清单。

金融业应助力国家保障体系的完善、服务国家战略

金融业本质上是服务业，除了服务实体经济，还需要服务社会稳定，服务国家战略。

首先，金融业需要服务国家保障体系建设。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包括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等。

目前，大资管行业如火如荼，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提供了财富配置渠道。但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之后，大资管行业多层嵌套、通道业务横行，给财富管理市场与金融市场带来了诸多风险。在金融去杠杆和监管去通道的压力之下，大资管行业逐渐理性规范的发展将成为社会的一道稳定器。同时，一方面是居民日益增长的财富积累和理财需求，另一方面是老龄化社会急速到来引发的养老金缺口之争。因此，商业养老保险应在完善养老金三支柱建设方面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在金融扶贫方面，在国家鼓励政策、央行定向降准、监管部门发力等多项激励下，中国已经形成了银行与多种金融机构和非金组织等共同构成的多层次扶贫金融体系。但依然存在难点和亟待突破的瓶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产品经理张大伟在《清华金融评论》撰文表示，金融精准扶贫目前执行过程中与商业银行市场化定价、风险防控、业务模式上依然存在冲突，因此其成本控制的关键在于有效解决扶贫金融的信息获取难度和信用记录少等问题，还需要与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商业银行等多方合作，联动发展解决高风险问题。

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周延礼近期在《清华金融评论》发表署名文章，提出应大力发展健康保险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并建议保险公司在发展健康保险时，要提升健康险风险管理与风险定价能力、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能力，并完善健康和养老服务链，推进保险与医疗卫生、社保体系的互联互通，并推动新技术和相互保险制度在健康保险领域的应用。

其次，金融业需要服务国家长期战略。比如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比如服务“一带一路”，推动形成中国全面开放新格局，再比如，在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中国金融机构对推动南南合作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绿色发展，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等。“绿色金融”业务已经成为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中，金融机构乘上转型快车的助力器。《清华金融评论》近期调研了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五省区绿色金融试验区，认为目前绿色金融相关标准界定依然比较模糊，绿色项目成本高、缺乏地方财政支持，绿色金融基础设施也亟待优化，并建议建立统一绿色金融标准、建立绿色信息共享平台，同时还需要注意防范“洗绿”和“漂绿”的风险。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习近平在报告中还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这对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进一步开放都有着重要意义。金融业也必须在中国推动全球化的进程中起到主导性的服务作用。

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在《清华金融评论》2017年6月刊上撰文，建议构建金融大动脉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活力，为完善国际金融治理提供难得机遇，是全球开放发展新格局的重要推动力”田国立表示，但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仍面临挑战，他建议中国银行业应积极应对挑战，担任全球资本整合者，引导国际资本流入；担任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者，提升金融服务能力；担任抵御风险的护航者，增强国内机构对外合作信心；单位互利共赢的撮合着，构筑合作新平台。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研究员张燕生指出，“一带一路”作为新形势下我国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的重要战略部署，不仅将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产业国际竞争力，而且将改变国际经济的基本格局，对全球贸易发展前景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国对“一带一路”的投资不仅主要是绿地投资，带动发展中国家需求和就业增长，而且带动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包括带动境外加工贸易、跨境电商、服务贸易的发展。

金融业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在今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要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

对于中国的金融风险防范，央行方面也表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强系统性风险监测与评估，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功能，探索金融机构风险市场化处置机制，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因此，对于金融业而言，注重自身风险管控，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业务发展和创新的底线。

（来源：《清华金融评论》）